（1）、主要师承关系——李希圣
成本璞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授业恩师当数李希圣。李希圣(1864-1905)，字亦元，又作亦园，号卧公。湖南湘乡人。少有才名，受知于湖南学政张亨嘉。光绪十七年举(1891)优贡，同年中式举人，次年举进士，授刑部主事。他博学能文，通古今治法，慨然有经世之志，非常关注国计民生，中日甲午之战后，他搜集清政府及各部、各地区财政收支情况资料，作《光绪会计录》3卷。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重议变法，设政务处管其事，亦园为作《政务处开办条例明辨》，又为管学大臣张百熙草拟新学章程和奏议。二十八年(1902)设立京师大学堂，荐任提调。亦园为人耿直，勇于言事，多忤权贵，郁郁不得志，以发愤呕血卒于学堂。希圣工诗，有《雁影斋诗存》1卷，为光绪乙巳京师刻本，善化张缉光为之序。其为诗主学唐，张缉光序其诗曰：“君天资殊绝，凡诗古文辞，为之无不工。然以非志业所在，常若不屑然。庚子后稍稍为诗，逮其亡，裒然成一卷。……刑部早学六义，好深湛之思。壮仕王朝，通当世之务，高谭大睨，期于致用。然而望古长唏，挽时却虑学问所得，经济所蓄，别有怀抱，独秀时流，噤不得伸，倦而思讽，乃以愤嫉悲感，一发于诗。”首此外尚有《庚子国变记》1卷(民国十二年刻本)、《庚子蒙尘记》1卷(民国抄本)、《雁影斋题跋》4卷(民国二十四年湘乡李氏铅印本)、《雁影斋读书记》1卷(民国二十五年蟫隐庐石印本)等。
根据成本璞著作的记载来看，李希圣在光绪初年曾在家乡授学多年，“方咸同间，天下多故，吾乡之士兢於武功，功阀相望，而弦诵之声衰矣。迨光绪初年寇乱略定。始矜言文学，顾僻在万山之中，无所师承，莫视涂辙，於是李先生亦元奋起乡村，独以通经学古为事”。李亦元讲学乡里时，年幼的成本璞便正式授业於李氏门下，从此开始了两人的师生交往，同他一起学习的还有同乡周仲章、周汉循诸人。李希圣少务经世之志，通籍为仕，更期于致用。“幼负异禀，过目成诵。父讳光照，精制举业，为名诸生，尝以所作授之。先生慨然曰：‘举业之祸世数百年矣。吾当通经学古以上跻於作者之林，异时得志，必首议废制义，罢科举以除学界之蠹’。父大惊异。恣其所学，遂博览经籍，淹贯百家，发为文辞，雄视一世，旁及诗歌，罔不精妙，当是时先生才名震湖湘，识与不识皆曰：‘李先生真才士也。’”成氏治学上不立门户，专讲致用的学术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李氏的影响。“先生之学始亦殚心经史考据以壮其文，继乃深契宋儒之旨，欲融合程朱陆王异同之说，遂羞以文人自居矣。而时事日危，倍尝患难，乃博考古今掌故，深究中外利病以求所谓变法者，奋欲有所表暴於世”。后来成氏在治学方针上坚持“由训诂明义理”的路向，主张训诂与义理不可偏废，兼采汉宋，中西学术兼蓄并用以求经世的态度，主张学术与现实的紧密结合，他的这种学术路径不能不谓是与其少年时期便从学于一主“明体达用”的李氏有着莫大的关系。
少年成本璞在李希圣的教导下，他在学问上特别在文章写作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在他十九岁那年便考中秀才，后来成氏回忆道：“十三诵诸经章句毕，十四学为古今体诗，十五备县学生，为声律比偶之学，十六始沉潜於诸子百家之书，学为古文辞，十七通毛诗，十八通公羊春秋，十九饩於庠”，可以看出他由于受到李氏的悉心指导，在文章写作和经学研究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尤其《毛诗》和《春秋公羊学》方面。这些初步的治学门径的取得为以后成氏在学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学术交游
成本璞在学术交游上结友颇多，其结交的好友主要可分为两类，一是在求学期间结交的同窗好友，如周仲章、周汉循、李幼梅、胡少潜、唐继勋、李孝笙及同赴日留学的姚洪业等诸人。一为多次北游参加科举考试及游宦江南时结识的一批新朋友及老师辈的人物，如张亨嘉、江标、柯劭愍、蒋少穆、赵尔巽、顾曾沐、杨毓麟、李登运等诸人。下面择其主要人物论述之。
1成本璞与周仲章
成氏在少年读书期间结交最深的当属同县人周仲章。周氏世为湘乡大族，近代以来人才辈出，周仲章同族中数人皆为当时湘乡地方才俊。“周氏尤号多才，如君之族子霞冈精性理，仲章善辞章及汉循、云沧、卓夫辈并一时之才俊”，“诸人并讲道敦学，矜尚气节”。周仲章少年时便跟随其兄霞冈刻苦读书，“尽通经史，百家之言”，其兄霞冈精宋明理学，学术上以致用为依归。“霞冈，精研性理，常推衍横渠、船山之学说，以为天地万物与吾合体而归墟於经世实用，其论绝精，持躬谨严。”仲章青年时期才识过人，傲视流俗，“仲章奇慧尤过其兄，天才骏发，倜傥不羁，负气使酒，歌乎漫骂，警其座人，间为文词，雄奇恢诡，不主故常。至其工者，并不烦绳削而自与古合，或嘲恢杂出，睥睨一世，以为不足道，人以为狂。”仲章人生经历坎坷，仕途不顺，一生未能充分施展其才能和抱负，曾为长沙师范学堂教员，后又任湘乡中学堂监督，“讲授不倦，士乐其教”。《周仲章墓志铭》711在当时事艰难，报国无门现实面前，他终日以酒浇愁，成氏记载道：“仲章好饮，又好深湛思，既累不得志，益困於酒。每左手执卷，右手执杯，且读且饮，竟日不少止。余苦劝之曰：‘君宜节饮以卫其生。’仲章大笑曰：‘天下事既不可为，与其混同於浊世，毋宁痛饮死之为快乎！’卒不省，竟以酒发病卒。”《周仲章墓志铭》光绪丁未正月，仲章因饮酒过度发病死，年仅三十三岁。
成氏与仲章在光绪癸巳年（1893年）於长沙相交，当时二人均在省城求学，成氏对当时二人的交往回忆道：“一见订交，常与极言文章道德之本末以及家国之治乱，民生之疾病，深探往哲制作之原，以期合於当世救时之用，议论往复，无不合者，是时二人皆年少气盛，视天下事无不可为，相与饮酒赋诗，以为笑乐。或偕游名山水，经月不返。其后岁必相聚数月，以道义相砥砺，互相师友，忽忽十余年。”这段话表明成氏与仲章的交游，使他对“文章道德”与“家国之治乱，民生之疾病”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明确了学术要“合於当世救时之用”，从而初步确立了他的治学理念。二人相互切磋砥砺，相得益彰，同乡加上治学路径的一致，使成本璞周仲章结为至交。1896年，成氏为考取举人与仲章同读于湘乡大禹山寺，但二人时年乡试均名落孙山，“偕仲章游岳舟返长沙，省试方榜，同报罢，仲章惘惘而归，余亦将往江南，置酒话别，相对沧然。”《吴会题襟集》956此后二人又同时多次参加乡试均不第，“余与仲章均履试不获举，意舆锐减，余游学於四方及日本，遂数年不相见，而仲章学益宏博，於泰西各国之宗教学术并深究其奥”。
2成本璞与杨毓麟
杨毓麟，（1872～1911）字笃生，号叔壬，后易名守仁。长沙人。早年曾入长沙城南、校经书院。甲午战后倾向维新，为《湘学报》撰稿，并担任时务学堂教习。１９００年赴日本留学，同年回国参与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再度流亡日本。１９０２年与黄兴等创立“湖南编译社”，任《游学译编》主编。奋笔撰写了《新湖南》一书，是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最具鼓动力的著作之一。１９０３年参加拒俄义勇队，秋未回长沙参与创立华兴会。继于上海组织爱国协会，任会长。１９０５年充清政府出洋考察五大臣随员，旋辞。回上海成立了同盟会联络机关，次年与陈家鼎等创《洞庭波》和《汉帜》杂志，１９０７年与于右任创《神州日报》，１９０９年在英留学，谒见孙中山并商讨筹办通讯社事宜。后闻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致痛心不能自持，于1911年8月10日投利物浦大西洋海湾，以身殉国。
成本璞与杨毓麟于1897年相识于长沙，当时二人同倾向于维新运动，从此便展开了二人十多年的交往，杨毓麟在为成氏作书序时回忆二人的交往时道：“吾与成君相别十年矣，昔时逐队命厂，角胜文囿，彼此相顾虎虎然，有挥斥入极之思。洎朝局迁移，波澜翻覆，灵鹣一逝，风雅寂然。徒有梁木之恸，曾无邓陵之躅。治任者星散，劳燕纷飞，敦盘陵替。余既蹇衫东逝，君亦振辔远游，参差岁时，不得合并。”后来二人于1907年在上海再次相逢，杨氏对成氏的学问称赞道：“今岁蛰居海上一笑相逢。读其近作则瑰丽修洁，风格峻上，俯视时流，上追先哲，师门得此宗绪未坠，且使神州词坛将以复振……今君以闳博轶丽之才从事王途，又能采获异国政要以资治理，非徒以回肠荡气钵肾呕心与骚人墨客争得失於毫楮者所可同日而论。然即论其所成就，已足陵铄汪淇衙官秦柳，信乎材力闳富，有词坫之委辔而已哉。”
3成本璞与柯劭忞
柯劭忞（1848-1933） 字风荪，山东胶州人，我国近代著名的史学大家。柯劭忞自幼受家庭影响，勤奋好学，19岁为举人，38岁中进士，被选入入翰林院任编修一职。此后，柯劭忞潜心学术研究和著述，治《春秋谷梁传》、《尚书》等儒学经典，学术成果颇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柯劭忞出任湖南学政一职，因政绩突出，后被调回北京，先后任国子监司业、贵胄学堂总教习和翰林院日讲起居注等官职。后来他奉命去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任贵州提学使、学部丞参上行走、资政院议员、国史馆篡修、京师大学堂经科监督署总监等职。在清末，他的精力主要在做官。民国成立后，在学术上，柯劭忞有了施展才智的机会，柯劭忞以己之力，倾30余年精力，编就《新元史》，这是他最突出的学术贡献。柯劭忞参与编修《清史稿》十四年，负责总阅全稿，代理馆长职务，做了大量工作。在民国后，柯劭忞倾心治学，留下了包括经史、词章、历算、金石等诸学科研究的著述，成为众人称道的著名学者。
成本璞与柯氏的结识是在1901年柯氏出任湖南学政一职后开始的，当时成本璞为考取举人，多次往省城参加乡试，通过乡试期间的交往，柯氏对成本璞的学问欣赏有加，多次有意予以提携，“湘之督学使者……柯凤荪诸先生皆激赏之，先生至欲以是书进呈乙览，会罢官而止。”对于这位大名鼎鼎，学术素养极高的前辈，成氏对其感恩戴德，奉之为严师。正当成氏欲以在柯氏的指导和有意提携下大展宏图之时，柯氏却于1905年卸任湖南学政回京任职，此后由于相距遥远，在以后三年时间中，二人无从联系。但成氏对柯氏的悉心教导还念念不忘。由于资料阙如，我们无法详细了解二人在湖南四年时间里的具体交往情况，但通过成氏写与柯氏的书信还是可以看出成氏对其师的感情。1908年，柯氏出任京师大学堂经科监督署总监。成氏闻之立即修书柯氏，信中这样写道：“自远慈诲，忽忽三年，每思修函敬叩起居而自顾不肖之身学问行业都无进步，甚负吾师之望，故执笔而辄恧於言者屡矣，冀吾师之能曲谅之也。近阅报纸欣悉朝廷以古学之就湮，经训之式微而特畀吾师以经科大学监督之任，薄海人士色然心喜，匪徒本璞一人之私庆也。”“今吾师受任於斯道绝续之交，其必有以扶翼经训，宣诏圣道，用以纲纪人伦，弥纶世变。俾古圣治天下之道，复适於今日之用，变而化之，神而明之，熔中外为炉冶，合古今如符节”。在这里他一方面在其师面前检讨了自己学业上的情况，另一方面也希望柯氏出任经科监督一职后能够根据现实改造传统经学以适应时代的要求，从而能够挽救日渐式微的经学。其对柯氏的思念及殷切期望之情跃然于纸上。
4成本璞与江标及赵尔巽
江标(1860-1899)，清末维新派。字建霞，江苏元和(今吴县)人。光绪进士。1890年由庶吉士改授翰林院编修。1894年，任湖南学政。当时湖南封建顽固守旧势力强大，极力诋毁西学。他毅然以“变风气，开辟新治为已任”，坚决整顿校经书院；以舆地、掌故、算学、方言试士，选拔真正有科学知识、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还十分重视时务教育。1897年后，积极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规划新政，赞设矿务、学堂、报馆、南学会、保卫局等。并与谭嗣同、黄遵宪、唐才常等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成立校经学会，办《湘学新报》，以介绍西学。因此，横遭湖南守旧派王先谦等的攻讦。1898年9月，时值维新运动期，受命四品京堂、总署章京上行走。尚未就职，新政失败，随即被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次年卒于家乡。
成本璞与江标的相识于1898年上海，此前作为湖南学政的江标对于在湘乡地方上早已享有盛名的青年成氏已有所耳闻，只是二人没有机会相识。“余在湘时，初不相识，去年至沪，始得一见，议论古今事，纵横挥霍，洞见症结，於中西治乱、学术异同之故，尤有独得”。成氏奉江标为业师，江标亦称成氏为“门下士”，可见二人已结为师生关系。当时江标为在湖南大力推行新政，十分注意对有真才实学人才的选拔，因此对具有维新倾向的成氏十分赏识，“琢如负瑰玮绝特之才，沈潜百家，睹记甚博，治经笃嗜汉儒，而於宋贤所著之书亦尝撷其精而深求其理，下笔万言如风雨之骤至。余甚伟之。……叹为绝伦湖湘，近代无此作者矣。琢如年甫弱冠，所作已卓桌如是，异时其可量耶。……他年乘权籍势，发挥意气，必有奇谋，异能震赫耳目，则琢如当不以经生文人老也。时局方艰，吾愿琢如养其锋而勿轻试也”。可见他对青年时期的成本璞抱有很大的期望，希望他以后能够施展自己的才能和抱负为维新事业作出贡献。
赵尔巽（1844年—1927年），字公镶，号次珊。清末汉军正蓝旗人，世居泰安。同治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官安徽、陕西等省布政使，署理山西巡抚。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署湖南巡抚，曾设法抵制外国侵略者攫取湖南的矿权，并倡导教育改革，将长沙所有书院改为新式学堂。后历任户部尚书、盛京将军、湖广总督、四川总督及东三省总督。武昌起义后避居青岛，1914年，北京政府委为清史馆总裁，主编《清史稿》，为“二十六史”之一。
成本璞在湖南与时任湖南巡抚的赵尔巽相识，1904年当他以湖南优贡身份行贡北京时与赵氏再次认识，并结下了师生关系。1907年成氏游宦江南时路过武昌并向当时任湖广总督的赵氏上书，对赵氏主持的两湖新政抱有殷切的期望。“本璞昔以优行贡京师，幸出公之门下，获亲公之言论，退而私叹时事方危，意必有命世之才出而力支危局者，其在公乎。会公遣督辽藩，璞亦负笈东游，……今公衔命移督吾楚，楚之民莫不称庆，谓公之将重福我也。”他在这份上书中根据社会情势并结合两湖实际情况，在两湖新政的实施上向赵尔巽提出了五项举措：“普设议会”；“改良裁判，司法独立”；“普及教育”；“振兴路矿”；“广征民兵”。他希望赵氏能够采纳自己的建议，造福于两湖。“本璞，楚民一分子耳，谊得尽言，公盍试行焉。……於是民气日昌，而民志大和，楚之强也可计日而待也”。
综上所述，成本璞与当时具有进步思想的人士有着广泛的联系，他与经世学者相师友，与开明官员相结交，与他们在政治上相谋，在学术上同许，在与上述人士的互相交流中，他吸取了他人优秀的思想，经过自身的整合、历练，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体系。
3、科举仕途，馆幕阅历
成本璞从19岁起，踏上科举仕途。当年（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考取秀才，成氏说他“十九饩於庠”。虽然成氏在其科举仕途的起步阶段，还是比较顺利的。然而，当他参加乡试考举人时，却遇到了较大的挫折。在中秀才之后的几年时间中，成氏多次参加乡试而不举，仅能以优行贡京师。“三试於乡，额溢失解，悼天步之日艰，恫皇纲之绝纽，慨然而思，喟然而欤始有志于经世之学”。戊戌变法时期，倾向维新的他曾一度投入道湖南维新运动中去，并在《湘报》上发表了他的一篇鼓吹变法的力作《九经今义·自序》，在这篇文章中，他力主面对时艰，学习西方，托古以改制。
在这个时期，成氏实际上面临着双重的忧患：第一重忧患是个人的，即家道逐渐中落，爱妻黄氏病故，在这种灰色的家庭气氛下几次落第使他心理压力不断加重，一再往返省城使他的经济负担也如牛负重。第二重忧患是国家和民族的，庚子前后，国家变故连连，政局动荡不安，先是甲午之战，戊戌变法；接着是义和团起事，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西太后逃亡西安，《辛丑条约》的签订；继而又是日俄战争、清廷宣布推行新政等。由于成氏经常处于长沙这个各种变革思想活跃的地方政治中心，信息比较灵通，这些政局变故进一步开拓了他的眼界，增加了对世界大势的了解，同时也使他更加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而展开思考。“余与仲章均履试不获举，意舆锐减。余游学於四方及日本”。“本璞暮春之初，发棹湘流，迄历首夏旅帝京，博观市场，周历渤海，穷扬子江之流域，览太平洋之险要。潮为动力，方知天动之诬，海乃圆形始悟地圆之理，寰球跳荡，拥此行星，庶类繁殖，萃於温带。内觇国势，外审敌情，已成弱肉强食之谋，且有瓜分豆剖之惧，机压四应，瑕氛万端，既乖交涉之宜，复积腐败之势。隐嗟宗教之沦溢，显虑种族之微灭。譬之厝火积薪，湿而未燃，盘马弯弓引而未发，危亡之机，於斯迫矣。”少务经世之志，通籍以致用的他却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秀才，位卑无能补苍天。可他又不能忘却国事，无法置身于动荡不定的政局之外。于是只能文章报国，“本璞虽学非曩哲，才谢昔贤，每怀时艰之殷，窃有昌言之志，要当最中外之要旨，条古今之便宜，原本经术，据为政策，竭生平之知，酬旷世之遇。”因此这双重的忧患既是压力又是动力，它们有力的鞭策着成本璞，使他决心以自己的有用之学和才能，救民族於危难，臻国家之富强。
就在成氏对自己的仕途感到绝望的时候，1901年清政府宣布仿照康熙、乾隆博学鸿词科之例开行经济特科，各部堂官和各省督抚、学政要各举所知，即行保荐。这让成氏对仕途又产生了一丝幻想。清末新政特设的科举制科。为选拔“洞达中外时务”人员的科目。该科本是戊戌变法时，由贵州学政严修为破格求才仿乾隆年间的博学鸿词科而设的。变法失败，此科没来得及施行就被宣布废除了。但随着清封建统治危机的加深，1901年，由慈禧太后下诏举行，令各部、院长官及各省督、抚、学政保荐。新政中有一条就是宣布恢复被她废除了的经济特科。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保和殿进行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考试。
成氏在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举荐下来到北京参加了这次考试。“癸卯四月余旅於京师” 这次同他一起得到举荐的有16人，有的是出过洋，有的是办过洋务，并有多名湖南新式学堂的学生。考试分两场。第一场是正场，正场被录取后参加第二场考试，好复试。两场考试论一篇、策一道。考试中成绩优异的成氏初试被主考张之洞取为一等，“召试经济特科之作擢列一等”。但在覆试中成氏名落孙山。这其中另有隐情，原来东南互保时督抚不听命于朝廷，这让统治者感到深深的不安，至1903年，张之洞的声望日高。朝廷举行经济特科，张之洞举荐46人应试，是所有大臣中举荐人数最多的一位，特科阅卷时张之洞形同总裁，对取中之事一手包揽。取中百余人，其中包括宋育仁等戊戌变法时多位活跃人物。这些取中人员将均成为张之洞的门生，若对之重用，分散全国各处为官，则是大大扩大了张之洞的势力，这是朝廷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必须乘机打击其气焰。特科覆试后，张之洞在给梁鼎芬的电报里透露心声说：“特科，鄙人江鄂所保数十人，止得半人，直隶无一，此事意外阻力太多太巧，闷闷。”考试中成绩优异的梁士诒被慈禧太后太后怀疑与梁启超同族，杨度因是湖南师范生被怀疑他与唐才同党，所以都取消了录取资格，一等前五名，仅录取了一人。朝廷开行经济特科所期望的是“中兴人才再见于今”，然而取中人员不多，且并没有得知实缺，或受到重用，有参加者说：“此科最失士心不如其已也。”举行经济特科不仅没有达到笼络人才的本意，还走上了失去人心的不归路。成本璞通过这场考试闹剧使他彻底对科举仕途失去了兴趣，同时也对国内腐败的政局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
在科举考试中屡屡碰壁的成本璞并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为了继续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又把目光转向了海外，于是他象当时许多国内有志人士一样，东渡日本去学习自己认为能够挽救国家危亡的法政之学。成本璞充分认识到法政之学对于近代中国实现宪政的重要性。他言道：“中国非立宪不足以救亡，而立宪必先急讲法政之学，此吾所敢决言也”。成氏在日本于梅谦次朗博士所设法政大学速成科学习，初成氏对此充满希望，“梅谦次朗专设速成科以教我国之人，悬其的以为之招，趋之者如鹜，其成绩略可睹矣。”日本文部省于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11月发布了明显含有歧视色彩的《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为此，东京8000余名中国留日学生罢课抗议，当时留日学生曾公举成本璞为中国留学生代表与日方居理以争，成氏认为此举“违背人道，束缚自由也。”“损我国权，剥我人格，不以人类之平等之例相待遇，其能奴颜婢膝以驯服於其取缔之下乎”。又说：“凡有血气者闻之莫不发指眦裂，而非然者必全无心肝也”。在抗争无果的情况下，成氏考虑到“顾窃虑争之而不能得也，争之不得而全体返国以急谋兴学固也。然吾窃谓即使争之而彼即屈於众议以勉徇吾请也，彼之不能竭诚以教育也，昭昭矣。仍从之学，其果能达吾求学之最高目的？否也。人既曾以非礼加我，而我犹可靦颜以立其国乎。故无论争之能得与否，均宜以返国兴学为主义”。于是成氏和其它3000名留日中国学生毅然返国。为了解决回国后的就学问题，归国后成本璞毅然决定募资建立中国自己的法政大学，他与留学生中的姚宏业、孙镜清等于光绪三十一年12月（1906年）开始四处奔走，筹募经费，定于上海北四川路横滨桥筹建中国公学，后迁至吴淞炮台湾。校务由执行、评议两部负责，推行张邦杰、黄兆祥、王敬芳为执行部干事，谭心休、钟右愚等为评议部议员，姚宏业为庶务，彭施涤、黄宏宪等为舍监。教员有于右任、马君武、陈伯平、李登辉等。首批学生有300余人，来自13个省。分大学班、中学班、师范班、理化专修班等。开办不久，因经费不足，公学几将解散。为唤起国人对公学的关注，姚宏业愤投黄浦江自尽，成氏也被迫离沪去寻找实现自己救国理想的新的出路。虽然这时他在人生事业上接连遭受挫折，但他写给好友的信中仍然表明了自己拥有远大理想和政治抱负，“璞虽机权干略远谢古人，而於郡国利病之由，中外交涉之端，效素王之变法，矫荆公之戾时，亦且熟思其故，深求其秘。一旦籍手，冀酬尺寸，此区区之忱所可自信也。”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成氏开始作浙江巡抚张筱帆的幕僚，当时浙江作为全国重要的财赋来源之地，正在推行试图挽救危局的一些新政，虽然作为幕僚，在全省军政大事上并没有决策权，但成氏协助浙抚处理一些事务时还是能够运筹帷幄，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具体办理，从而使得他的一些经世理想得以部分实现。关于他在浙江期间的具体活动，由于资料阙如，我们无法详知。但根据一些文章记载，还是可以把握其大略的。
首先成氏在浙江从幕期间，筹划兴办师范教育，设立劝学所，从而为浙省近代教育的普及作出了贡献。
其次，以自己办理厘政的亲身实践，提出了改革和废除厘金制度的主张。在浙抚张筱帆的荐举下，于光绪三十三年前后（1907年）充任浙江省菱湖地区厘局委员，正是由于他在地方基层办理厘政的亲身实践，因此在获得一种感性认识的基础上，他能够对厘政具体实行中的种种问题和弊端认识的非常生动和具体，再加上他思想中早已形成的“民富则国强”的经济理念，所以他对晚清厘金问题认识的非常深刻。“曩年设卡筹捐，收数至为畅旺，乃近来连岁短收，日甚一日，几如江河日下，无可挽回”。他深探其故，认为主要原因一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二是国内落后的生产技术以及不合理的工商业政策，三者交织，最后形成“销丝之多寡操之於洋商”的市场格局，因此罢撤厘金势在必行。
第三，秉持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思想，在苏沪铁路入杭城轨线规划上力排众议，选择了一条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线路入城方案。他认为“东西各国铁路之制凡附近繁盛市集，干路所不能至者多为支路以接通之。省城咫尺，商务繁盛，未可恝置”。在他的倡议以下，使入城线路有原来的“穿城填河”方案，即“专行东路，傍塘过城，由江干、阐口、南星桥绕清泰门，逾艮山门，迤西过东新关而至通商厂后为止”。最终修改为“分轨入城”，即“拟自清泰门左右分支路入城，另开便门，出入均由於此。於上下城适中之处度地设站，车行定有晷刻，照排官兵守门，随时启闭，可无他虑。”这样一番修改从而避免了原来设计方案中铁路无法直接连接杭城的工商业繁盛之区的弊端，使铁路“约有干路分支入城，不过里余可揽全城客货之利”。铁路入城轨线的具体修改表明了成氏以工商业为国家富强之本的近代化意识。
此后到清亡他一直游宦江南，曾被授朝记大夫，浙江候补知府、中书科中书等职，虽然说在原有官阶略予升叙，但并没有得知实缺，或受到重用，朝廷并没有给予他为“大清国”出力的机会。进入民国后，成本璞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曾任国务院秘书、简任官，伊犁外交司司长诸职，但在任均时间不长，无有作为，成氏仍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面对当时动荡不安的政局，时事变化之快令饱受事业挫折的他已对政治毫无兴趣，只好将其一腔热忱，满腹忧愤全发之于诗，因而此时反致力于诗作，常与好友一起谈论诗艺，以此打发时光，一直到去世不再过问政治。1917年(民国6年)6月成本璞与吉林省省长郭宗熙及其僚属王闻长，还有成多禄，李葆光(李子健)，栾骏声，阚敏泽，雷飞鹏等在吉林发起成立吉林松江修暇社，宗旨是以文会友,切磋诗艺。他们常在吉林北山，吉林江南农事试验场(今江南公园)举行诗会，出版了诗集《松江修暇集》(雷飞鹏等撰)。
（三）学术概况
成本璞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历史人物之一，在近代剧烈的社会变迁背景下，其学术思想既具有浓厚的传统意蕴，也带有一定的时代特征。
本文主要以近代社会转型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为背景，重点以维新运动和清末新政时期成本璞的学术思想为研究对象(包括其实践活动)，以这一时期成本璞的著作作为最基本的史料，结合与同时代进步人士的比较，对成本璞展开专题研究。
成本璞学术思想渊源有自，主要包括：湖湘文化学术环境的熏染、晚清经世传统的影响、师友的影响、西学的汇入以及家庭与自身阅历的影响。这些因素的交织扩充了成本璞的学术视野，奠定了其汉宋兼采，会通中西的学术倾向，也使得其学术思想呈现出明显的经世意识和兼容并包的特点。
在经学研究方面，成本璞对十三经的研究主要偏重于《诗经》《尚书》、三《礼》和《论语》，阐释的相对丰富，而对其它经典的阐释则相对较少。在治经方法上，成本璞虽然也受过训诂考证的训练，但是他更倾向于对经旨的义理阐发，并与当时的社会需要相结合，阐发出符合近代社会发展要求的新旨新义。成氏治经最大的特点在于能够不立门户，汉宋兼采，援西入经，一切以是否能够致用为取舍标准，透露出强烈的转型时期传统学术的特色。
在实学思想方面，成本璞基于拨乱反治，扶危救安的忧患意识，极为重视“学”与“政”的关联，他尊经、通经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能将经中的致治之理贯穿于政治实际，从而形成了黜虚崇实、经世致用的学术取向。他的实学思想主要有他的实政之学构成。涵盖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军事诸领域。其实政思想具体表现在以下诸大端：整齐庶政，慎守邦交，设议院以通下情；力振工艺，广拓商务，训士劝农；博开民智，广立学堂，变通旧学，引述新义，严修军政等。从中国经世实学发展的意义上来讲，他的实学思想既含有传统经世之学的内容，又孕育着近代新学的某些启蒙因子，从里到外都洋溢着既传统又现代的双重性格。
对于西学，成本璞认识到其优越性，认为中国要获振兴与富强必须学习西方，他坚定而执着地认识、追求与传播西学，并积极地付诸于学术实践。他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议会民主、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现状的具体观察和体会，从而对西方文明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其西学视野进一步扩展，对西洋立国之“本”也有了更加深层的把握，并将此具化为议会制度、发展工商、言论自由、普及教育、社会风俗等，认为国家强盛必须要有相应的政治制度、经济实力、科技文化、风俗人心相辅相成。他执著而又真诚地从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积极引进西学为近代救亡活动服务。能够扣住时的脉搏，从民间喊出时事之需。
同时成本璞也看到了传统文化所面临的严重危机，因而又强烈而自觉地承担起捍卫儒家文化的责任，并在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上，仍然沿袭了“西学中源”的思路。并对两千多年来被奉为官方哲学的儒学，推崇备至，钟爱有加。儒学的纲常名教和伦理道德，在他看来完美至极，永不过时。他只是把西学当作材料和工具，作为封建理论体系中反道统部分的补充。因此他没有也不可能同传统文化决裂，因此其学术思想中又体现出过度尊古崇儒，思想主张深度不足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
从总体上看，成本璞的学术思想以经学为宗，致用为归，兼容并包，注重学术与时代的需要紧密结合。但是，在近代社会剧烈变迁的历史情境下，文化已经呈现出以旧趋新的趋向，成本璞仍坚持用传统学术观念来应对现实困境，既呈现了其思想中的经世意识，也暴露了其思想的保守和迂执。因此他是近代社会转型时期地方上深受中西学术交相影响的中小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其学术思想是传统学术向近代新学术过渡中的一环，其积极意义大于消极影响。
（此文仅为本人有关成本璞研究的浓缩概括，若需详细了解，可参阅我的硕士毕业论文《经学·西学·实学----成本璞思想研究》，此文作用只做抛砖引玉，以便能够引起大家对此历史人物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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