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会议”以后，部队立即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战前思想动员，针对战士们大多数是北方人，对去大西南存有顾虑，各级领导着重宣传了大西南是“天府之国”，那里山清水秀、物产丰富，是我国重要的粮食基地和能源基地。并号召广大指战员作好长期入川的思想准备，不仅要解放大西南，而且要建设大西南，所以父亲8月3 日从溧水给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现我们在思想上及工作上要准备向西南进军，这也是最后去完成中国革命的胜利，将国民党的残余军事力量彻底歼灭，想我们的会面可能于不久的将来在中国素称‘天府之国’的四川来团聚了。”
8月中旬，父亲所在的12军奉命隐蔽地向鄂西集结，全军从南京浦口乘火车，经津浦、陇海、平汉路，三天三夜到达湖北孝感。下车后又徒步行军20多天，于9 月中旬到达湖北沙市、宜都、枝江等地。9月下旬，在沙市召开了12军第一次党代表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形势，统一了思想，为即将进军大西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0月24日，新中国诞生24天以后，12军奉命自鄂西出发，向湘川黔进军，在行军途中的车上，父亲又匆匆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即上面的第二封信。
父亲在这封信的末尾没有注明日期，只写个“即”字，并在边上附言“这封信是在乘车上写的”，而且用的纸也是从笔记本上随手撕下来的，由此可推断这封信应该是写于10月底向川黔挺进的途中。
进军大西南比起渡江战役、千里追击国民党残匪无疑是一场更为艰苦，更为困难的战斗。
因为自古以来就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说。尤其是部队由湘西进入贵州以后，绵延数百公里的山脉、道路崎岖，坡高路陡，加上已进入11月，阴雨绵绵，寒气袭人，干部战士整天穿着湿漉漉的衣服，顶风冒雪、风雨兼程，行走在泥泞的羊肠小道上。由于川贵山区人烟稀少，后勤供应难以跟上，广大指战员经常吃不上饭，面临饥饿和寒冷的双重考验。但全军指战员丝毫未被这点困难吓倒，他们在“高山挡不住英雄，雨雪难不住好汉”的歌声中，昼夜疾行二百里，抢渡乌江天险，断敌退路，将敌人的“大西南防线”拦腰斩断，于11月27日和友邻部队一起歼灭了宋希濂集团主力和罗广文兵团的一部共3万余人，解放了川东广大地区。接着乘胜出击，和11军、47军，分三路包围重庆，于11月30日解放了西南重镇重庆。
据说：当12军先头部队进入重庆时，蒋介石父子刚刚乘“中美”号专机离开重庆，而尾随他的两架敌机正在发动，被我军战士用机枪击掉了引擎，未能起飞，只得乖乖地投降。
此役，12军连续行军作战40余天，行程3千8百多里，消灭敌人1万4千余人，胜利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
重庆解放以后，父亲所在的101团和其他师的两个团奉命担负重庆警备任务，其余的部队立即西进，参加成都战役，会同友邻部队，围剿胡宗南集团。
1950年3月，母亲带着姐姐随二野女大三分校辗转二十余天，经武汉乘船来到解放后的重庆，一家三口经过多年战争的离别，终于团聚了。父母和姐姐在重庆团聚不久，美帝国主义就发动了朝鲜战争，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1950年12月初的一个傍晚，父亲让警卫员节文兴叔叔把姐姐从幼儿园提前接回家，和母亲一起去照了张相。母亲虽然当时并不知道父亲马上就要出川参战，但预感到又要离别了。果然12月21日，12军奉命离川北上，开赴华北某地待命，于1951年 3月赴朝参战。母亲此时由于即将临产，不能随军赴朝，只能留守重庆。1951年1月，我哥哥出生了，父亲给他取名为西南，以纪念这段难忘的解放大西南的战斗经历。
此次重庆一别，一家人又天各一方，分离的时间更长。1952年底母亲赴朝参战，而我5岁的姐姐一人在河北邢台市志愿军第一育才小学。哥哥西南则回到河北老家，直到1954年4月三年多后，哥哥才第一次见到父亲。
父亲1951年赴朝参战时已担任101团团长，在朝鲜参加了五次战役、金城防御战、东海岸设防，指挥部队打了许多胜仗。尤其是在金城防御战中，父亲带领101团坚守618高地激战54昼夜，打掉李承晚的一个王牌师，歼灭敌人3900多人，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例。
父亲的一生正像他的名字一样：“气冲霄汉”。他把毕生的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我军的现代化建设，终身实践着他1938年入党时的誓言。最近，原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上将为我手书一幅纪念父亲的书法作品，其中写道：“忠诚革命事业，无私奉献一生”，向伯伯的题词是对父亲50多年革命生涯的真实写照。
值得欣慰的是，我年已八旬的母亲至今仍然很健康。这十几年来她每日粗茶淡饭、布衣简装、写诗作画、种菜养花，她把对父亲的思念化作了一篇篇文字，以惊人的毅力写出了十余万字的回忆录。“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目前我正在利用工作之余为母亲整理回忆录，争取在2007年9月父亲诞辰90周年之际出版，将它作为一份最好的生日礼物献给父亲。
这封家书及详细故事已收入民间家书第二辑《红色家书》（中国画报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可参阅。
中华成氏宗亲网